犯罪嫌疑人之间并不熟悉,只知道其他人的网名,他们会互相通报作案对象和自己的作案进展。梁某在此案中盗得15万元,是盗窃数额最多的一人。得手后他给另一名新疆籍犯罪嫌疑人近5万元好处费,因为是后者向他提供了盗窃对象的消息。同时,梁某又把消息透露给广西籍犯罪嫌疑人,得到了1.8万元好处费。

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《家长攒班,教师偷偷授课 上个课还得签保密协议？》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